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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老龄化”: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养老问题

日期:2024-03-03 作者: 养老动态

  “李强教授的逝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12月13日凌晨,清华大学发布讣告,中国的优秀党员,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李强,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2日14时1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李强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城镇化与城市研究、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本文系李强教授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孙弋帏合作的论文,刊发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3年第五期。澎湃新闻今日刊出,谨以此文纪念李强教授。

  城市养老问题作为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最显著的老龄化挑战之一,有三点重要特征: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特殊人群多等鲜明特点。第二,随着我们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明显地增加。第三,随着第二波老人高峰的到来,大量劳动力人口转为非劳动力人口,人口抚养比被推高,使养老形势异常严峻。正是以上三种特征相交织,加重了中国的养老治理难题。

  随着老龄化的时间压缩、老人地理空间流动和家庭代际伦理变迁,以往针对年轻稳定的社会形态的治理有效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城市的养老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而时空压缩视角正是透视城市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以超大城市的老人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研究“压缩老龄化”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后果。调研发现,超大城市的养老问题背后存在着“分化—挤压—并存”的运作机制。

  “分化”大多数表现在城市集体消费方面,如单位制度、社区居家养老体系、老年民生保障体系、户籍制度、住房改革等集体消费品的分配差异,都导致了老人面临不同的养老境遇,最终影响老人的养老能力。此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也关系到老人的养老境遇。每位老人所居的家庭、所在的社区都不一样,因而拥有的养老资源也随之分化,其中一些老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养老困境。当前的养老政策落实到基层只能依托于现有社区条件,而不同的老人所处社区类型不同,养老资源也随之分化,比如城中村或老旧小区的困难老人可能反倒成了“被漏掉的老人”。

  实际上,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单位制”的解体与“社区”的建设。集体消费的费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完全公有制时代由单位或公共部门支付,而随着社区的建设,则开始由基层社区的居民共同负担,当前一部分老人恰好处于这两者交接之处,因此其养老境遇也深受两种治理结构和文化的影响。

  “挤压”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指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政府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内承担诸如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等多重任务,然而,基层倾向于优先落实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等目标,从而挤压了养老保障等民生事业的制度空间。很多社区在执行养老政策时,将其简化为单纯的“发放补贴”,但仅靠补贴并不能解决当前复杂的城市养老问题,因为很多老人面临长期照料的困境,尤其是当老人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时难以得到照料。

  “挤压”的第二个含义是指集体消费品供应的有限性可能增强家庭私人消费的压力,从而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压。更重要的是,家庭内部对父母的自我养老能力过度汲取,即老人的自养资源在当前集体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仍被迫用于子女和孙子女的抚育、购房、成家立业等支出,以致他们在失去经济来源后只能依靠子女赡养。老人尤其是流动老人,对未来有较强的恐惧感,他们既缺乏流入地养老服务的支持,也缺乏家庭内部照料资源的分配,因而更担心今后的赡养问题。

  “并存”指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复杂共存的局面。由于压缩的老龄化进程,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还未能很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老人最终回归了家庭养老模式,其中有着传统、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同作用。

  中国城市当前的养老困境及其背后的家庭危机,是自现代化以来,跟着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压缩,集体消费的分配和家庭内部再生产模式的改变,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中心—边缘”体系,即老人当前的边缘化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而非个体作用的结果。这可能会引起一系列非预期后果,从而加剧当前快速老龄化、代际转型和社会流动等问题的复杂性。当前家庭将第三代作为家庭发展的重心,这一目标一定要通过榨取父辈的自我养老资源来实现,尤其是牺牲老人的资源、时间和精力。

  为了化解这种现代化危机,我国一方面应该将老龄社会的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并且将家庭而非独立个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将家庭作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而非福利任务的担负者或者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工具。为此,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强化家庭的实际赡养能力,如祖孙三代共同居住的优惠租赁政策、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婴幼儿保障制度、以家庭 为基础的收入所得税制度和异地养老保障等。

  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压缩老龄化”也代表着一种新的老龄社会形态的诞生,这种社会形态需要国家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和老人分化产生的不一样的需求设置多元养老服务。比如很多老旧小区的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高龄比例大、失能比例高,但由于老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承担太多养老费用,从而陷入重重困境。对于这类老人,可以在社区附近建设公办民营的养老驿站,以合理的收费提供长期照护和托管服务。一些商品房小区可以引进更具专业性的商业养老机构,准许其在社区范围内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此外,混合型社区(包含商品房、公租房和单位房等)具有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元需求,更适合发展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型养老模式,即一些范围内统筹多种养老资源和设施,构建综合型的就地养老模式。

  (作者孙弋帏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强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转自《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3年第五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首发于《学海》2023年第4期,约1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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